刘君莉、张永超：中国哲学“新开展”的多重路径

发布日期：2024-09-19 21:19

来源类型：中新经纬 | 作者：戴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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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君莉（1980—），女，河南长垣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中国近现代哲学；张永超（1982—），男，河南登封人，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侧重近现代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思想比较。

[摘 要] ：上海中国哲学学界近三年来（2019—2021）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对"智慧说”、经学、礼学等以及中国哲学的跨文本研究；其二为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三为对中国哲学未来路径的探索。沪上学界对"智慧说”等研究将步入更广阔的"世界性百家争鸣”视域，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出路探寻亦将侧重"普遍性”、"超越性”重建以及对时代问题的预警、批判、回应与引领。

[关键词]：合法性；超越性；汉语哲学

引言：学科评议与学术地标

中国哲学学科在中国确立并不算早，而且多有挫折，但是对于哲学的学科评议却持续不断。比如1949年前蔡元培、贺麟等做的哲学发展总结。1949年之后，哲学（尤其是中哲西哲）成为被改造的对象，中国哲学之发展也面临新的合法性危机,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与其说是一次"守道"之旅，毋宁说只是"改造"的延续与"新批判"序幕。1978年之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更多是时代沉浮的缩影而非学术地标的凸显。由此，2008年的三十年纪念，2018年的四十年纪念（以1978年为标志），以及2019年的70年纪念（以1949年为标志）便成为时代标志的陪衬而非学术地标的独立纪念。此种学科总结与评议，在两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时代附庸特点，其一，纪念节点并非学科内部的独立性地标，而是以标志性政治事件为基准；其二，学科评议更多是一种学术成果的颂扬，成为时代发展基调的者而非学科自身发展内在反思。

由此而言，上海学界持续十年的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具有某种创新性，基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予以盘点、反思，尝试寻找、重建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学术地标，是值得延续的努力。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沪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细微历程，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断审视中国哲学未来新开展的可能向度。本篇评议范围集中于2019年1月—2021年12月沪上学者发表的中国哲学相关论著，初步考察可以看出，沪上中国哲学界近三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对"智慧说"、经学、礼学等以及中国哲学的跨文本研究；其二为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三为对中国哲学未来路径的探索。限于篇幅、时间、精力，难免有所取舍，仅为管窥，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沪上中国哲学近三年（2019-2021）的主要展开路径

（一）"智慧说"研究之拓展

对于上海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而言，除却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予以重估和积极应对之外，近三年来，特别值得留意的研究领域便是对于冯契先生"智慧说"（或曰"广义认识论"）的拓展与深化。在此领域，杨国荣教授及其中国哲学团队的研究富有个性、令人瞩目，无论是在具体形而上学的创建，还是在对"世界性百家争鸣"议题的深化，均值得留意。杨国荣教授称："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的理论内涵具有一致性，后者决定了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仅仅限定在历史材料的梳理这一层面，在从事哲学史研究之时，需要从以往经典中揭示其普遍的意义。"可以看出杨国荣教授对哲学普遍性的自觉，与此同时，他用自己沉甸甸的系列成果在探中国哲学的存有论维度及其世界性意义，其研究可以视为对冯契先生"智慧说"的纵深处拓展。延续此种学脉传承，贡华南教授数十年来的研究独树一帜，仅从研讨题目来看，其关于"味道"、"醉"、"闲"、"疼"等议题常易引起望文生义的误解，细观其文，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文献的谙熟以及富有洞见的把握，其理论归宗可以视为"广义认识论"之拓展或者"具体形而上学"之一脉。

另外，陈赞教授关于庄子思想之研究、朱承教授关于中国古典哲学予以"公共性"视角的发挥较具新意；刘梁剑教授则集中于"汉语言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话语创建"议题，对于中国哲学界的研究动态有着较好的互动与持续性争鸣。在横向拓展方面，郁振华教授关于"智慧"的系列论文让我们看到"智慧说"的其他开展维度，同时亦将我们带回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原初语境。张永超教授对于冯契的认识论思想议题有着批判性审查，鲍文欣副教授对冯契先生相关议题具体而微的研究亦值得留意。

（二）经学、子学、名学之丰富

近三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界对经学、礼学、易学、诸子学、名学等领域的研究保持有持续的热忱亦多有推进。何俊教授、曾亦教授、郭晓东教授关于"春秋学"、"拜礼"等议题研究，文献扎实，分析精细。柯小刚教授关于《诗经》的研究别具深意。谷继明、何益鑫、孙逸超关于易学的研究，尤其是基于历史叙事视角的论述别开生面。

吴震教授对于宋明理学、心学之研究成果可观，杨泽波教授接续孟子研究、牟宗三研究之后集中于"生生伦理学"之系统创建，成果厚重；余治平教授主持的"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及其对春秋学、儒家政治哲学之研究颇有特色；林宏星教授关于荀子与儒家政治哲学之研究深邃精密、徐波副教授关于儒家性善论及新儒家"圆教"问题之研究颇见功力，苟东锋副教授关于"新名学"之研究亦在稳步推进。陈乔见教授关于"义"问题之研究已然处于前沿地位。郭美华教授关于儒家及庄子之研究细致缜密。关于中国当代哲学的研究，陈卫平教授、樊志辉教授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自觉及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的思考富有洞见。杜保瑞教授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之研究以及国学教育推广方面反响良好贡献甚大。邓辉教授关于船山哲学的研究及其主编的《东方哲学》较具特色。蔡志栋副教授关于先秦哲学及近现代哲学的融会研究颇有新意，其"中国现代自由论"三部曲亦引人瞩目。另外杨杰、高瑞杰关于中国哲学中道家思想、南宋道学思想南传以及经学视域下的孔子圣化问题有着深入推进。

（三）中国哲学的世界面向与跨文化视域

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面向及其跨文化视域，也是上海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特色之一。除却上面"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倡导外，上海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于当代议题以及传统语境的跨文化语境皆有深入推进。比如方旭东教授，对"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回应及其"天学"视角的新论述，皆有创见。白彤东教授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同性婚姻问题的儒家式回应亦颇有启发性。张永超教授关于儒道耶生死观研究尝试由文本比较到不同文明传统的相互丰富与"新生"，略有新意。卢盈华教授、德安博博士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方面均有专著，而且对于中国哲学的中西交流与对话多有贡献。曾海龙副教授关于儒家心性论"欧陆路径"与"英美路径"之比较颇有新意。

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再审视

出于特殊的地缘关系，上海成为中西文明交融会通的桥头堡，这不仅表现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时期上海便成为文化交汇的中心，同时也表现为清末民初上海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具体到中国哲学学科，可以看到学科创立初期，中国哲学相关的主要论著皆在上海出版。持续二十余年甚或百余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讨论，很明显与中国哲学学科起源上的文明交融特点及其时代背景有关。

（一）现代性权力话语与"合法性"危机

吴晓明教授《重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文对于困扰中国哲学"一百多年"的问题予以"重论"，尤其是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置于近现代以来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叙事"中，让我们看到此"合法性"问题绝不仅是名词之争，更非无稽之谈，而是涉及"现代性"的权力话语。他说"现代性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决定性地——虽然是在特定阶段上——布局了现代世界之基本的权力关系，即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基于此种论述，他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本质上具有特定的历史性根源，因而并不是用时下流行的假问题一词就可以轻易打发的，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哲学概念或定义的范围内诉诸正当性与否就可以解决的。"此种从近现代以来中西文明遭遇之时代背景反观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视角不容忽视，似乎又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现场。一方面，"哲学"意味着"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的核心"，另一方面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版图又处于现代性叙事的"学徒状态"，在未有"自我主张"之前，此种身份疑惑便在所难免。

毋庸讳言，百年前中国哲学论著的出版与上海开风气之先有关，二十年前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缘起同样与上海学界的跨文化对话有关。尽管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学界有着较为密集的研究（甚或有国际学界汉学家参与讨论和辩护)，但是吴晓明教授的"重论"还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回到现代性的"世界历史"叙事视角，这确实是"合法性"问题的原初语境。类似的思路，近百年前贺麟、胡适均有所论列，甚或说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撰、发源于上海的《青年杂志》亦是着眼于世界历史之"现代性叙事"，同时也接续了晚清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我主张"的提法依然令人警醒，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预期，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在世界历史的现代性版图中尚缺乏贡献性的"自我主张"。吴晓明老师尝试提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的论说，这是哲学层面尝试提出"自我主张"的表现，但是"自我主张"的语境当以共通开放的世界历史叙事为范围而不能是抛开语境的"自说自话"。"自我主张"的另种歧路在于，抛开现实的种种冲突、困境不谈，遥望一种理想的理论愿景，画饼充饥难以持续。与此相对应，张汝伦教授对中国哲学"普遍性"、"超越性"等问题的发掘，杨国荣教授对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以及"世界性百家争鸣"议题的发挥更值得留意。

由此而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内的问题，这也是百年来"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深层追问，方向性的危机蕴含着思想界的彷徨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迂回。而面对百年来跌宕起伏的中国现代化叙事，中国哲学并未给予及时的预警、反省与追问，这构成了"合法性"危机的第二个面向。

（二）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危机与"合法性"问题

中国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因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或"以思想把握时代"的动机，此种名称是一种"添加"。比如俞樾和傅斯年就持有此种看法。伴随中国近现代化历程，"哲学"又成了某种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措辞，人有我无便是一种耻辱。这也与哲学的"爱智"初衷无关。尤为要者，中国哲学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并无给出独立的合法性论证。更多只是一种附庸迂回，并未担负起"以理论把握时代"的独立问题意识。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需要中国哲学界持续不断地追问、反思、预警与辩难。这是作为学界独立第三方力量的关切，而非皓首穷经的故纸堆把玩与半推半就的大合唱。

倘若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还原到近现代的历史根源，应当说此种"合法性"危机正是"中国近百年来危机"("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也由此而生）的典型表现。正如贺麟所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老实说，中国百年来之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文化不如人"。依据吴晓明教授的分析，百年后我们仍处于"学徒状态"而无明确的"自我主张"，这是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延续的深层理由。然而中国哲学对此并无给出一种可持续性的危机化解方案。类似的问题讨论亦可参考张汝伦、赵汀阳、方朝晖等教授的论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对于存有论层面的"超越性"问题、政治哲学层面"权力制衡"问题以及伦理层面的生物科技问题、跨文化对话问题，中国哲学界理应有所论证和回应，但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主力仍集中于"中国哲学史"领域，而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哲学界的讨论显得疲软乏力甚或文不对题。当一个学科没有时代回应力与独立的问题意识，其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便是无法回避的。与此相对应，依照国内学科分类，并非中国哲学出身的学者，比如张汝伦、孙向晨以及赵汀阳，他们对中国哲学的"超越性"问题"、"家、个体与亲亲"问题以及"天下的当代性"问题之发掘与创造性诠释则令人耳目一新，远非中国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可比，这或许又构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一个维度。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中声称："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观堂先生当年为"哲学合法性"（面临被取缔风险）的辩护，固然略显文不对题，但是于今日仍有其警醒意义，尤其是对于中国哲学学界而言。

（三）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与"合法性"危机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辩护的论文，无论是从哲学的"普遍性"还是从哲学对社会危机的回应力均有待重估。若仅仅从中国哲学的学科身份去考察，仍有许多有待拓展的问题域。比如对于中国哲学学科标志性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固然谢无量与胡适的版本为早，但是学界更推崇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如陈来教授所说"冯先生、张先生开创的中国哲学学科"凸显北大清华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上的师承渊源。然而，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即便以清末民初为界，日本学者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实早于中国本学者，陈来教授称"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出现首先在日本。"陈老师认为最早版本为1888年内田周平所写的《支那哲学史》，但是，依据林美茂的考证，井上哲次郎1882年就开始在东京大学讲授《东洋哲学史》了，其中主要内容便是《支那哲学史》。关于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日本渊源，学界多有研究，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线索，比如陈汉章的《中国哲学史》（写于1913年，未出版），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1916年出版）与日本学者撰写及汉译的《支那哲学史》有何关联？甚或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参考了何种版本？这些都值得研究。

除了日本学界的渊源之外，常为中国哲学界忽视的另一个线索是明末清初《中国哲学史》的拉丁文版本。依据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王格的论文考察，1687年柏应理就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1711年法国耶稣会士卫方济《中国哲学》出版，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则于1727年于德国出版："德国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门肯（Johann Burkhard Mencke,1674-1732）也是一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学者，其《中国哲学史》(Historia Philosophiae Sinensis,1727）是世界上第一本以中国哲学史命名并真正书写了中国哲学史的作品。"门肯认为"利玛窦是欧洲试图重建颓丧之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因为"在耶稣会神学家的帮助下，中国哲学于顽疾病疮中得到净化，人们开始渐渐走出那些弊病的阴影，认识到他们所习惯的文字游戏的空洞与虚荣"。这是条很值得留意的线索，考虑到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热衷，三百多年前中国的经典文献则被译为拉丁文以"中国哲学"的名义出版，孔子也获得"中国哲学之父"的美誉，这略微显得反讽；考虑到莱布尼茨弟子沃尔夫因其1721 年 7月12 日的《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遭受驱逐，又略显荒谬。此种时空错位式的驱逐与张之洞冠冕堂皇式的取缔"哲学"，似乎都构成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深层危机与多维项度。

倘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顾及此种跨文化视角，那么中国哲学经典文本的海外流传甚至可以追溯更远。比如上海交通大学高源副教授详细考证最早至1581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已经在做中国典籍的拉丁文翻译（《三字经》最早或是出于语言学习需要），同时高源对于中国哲学在北欧的传播以及他对于《红楼梦》哲学性质的考辩均有创见，值得留意。回到第一部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史》，德国学者门肯所说"利玛窦是欧洲试图重建颓丧之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同样引人注目，由此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便有了多重维度的展现与重建。目前通行的《中国哲学史》并未将利玛窦纳入，但其地位不容低估。无独有偶，知名华人学者沈清松先生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应如此分期：第一阶段为先秦时期；第二阶段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第三阶段是宋明哲学时期；第四则是从利玛窦开启的中西文化互通的阶段，此时西方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形塑了融合中西思想特色的哲学。台湾学者曾庆豹教授认为"明清天主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有待补上的历史"缺环"(Missing Link)。

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哲学面临的"合法性"问题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第一，现代性历史话语的缺席与学徒状态，由此导致对于中国社会危机的疲软应对；第二，哲学存有论层面超越性、普遍性问题的淡化与遗忘，由此导致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基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文献梳理；第三，中国哲学学科层面的本土化、狭隘化理解，由此导致中国哲学史身份源流的跨文本丰富性被遮而不彰。这三个层面，最核心的还在于中国哲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问题，这构成了对另外两个危机化解的依据。

三、中国哲学"新开展"路径之展望

（一）"汉语哲学"何以展开？

面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近些年来一种基于中国哲学资源的"汉语哲学"在学界多有讨论，较为典型的论述为孙向晨教授《"汉语哲学"论纲：本源思想、论域与方法》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对中国哲学的质疑涉及什么是哲学这一根本问题。我们总被要求以某种普遍性观念来理解哲学，实际上却是以这种或那种西方哲学作为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标准。追求的是哲学的普遍性，实际却以自我矮化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哲学。"基于此种质疑，孙向晨教授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倒逼汉语哲学的出现。汉语哲学的立意并不在于强调这只是中国人的哲学，而是重视以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和语言特质来直面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此种视角旨在凸显汉语哲学的"原创性"、"开放性"、"世界性"等，大约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随之的隐忧也悄然出现。从语言工具上而言，大多数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并不具备用汉语外的其他语种（尤其是英语）写作与对话的能力，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汉字至今仍然是世界语言大家庭中的小语种。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文献大多数至今仍然是以英语为主。英语也是世界的主要交际语言"。由此也造成这样的情形：能够直接回应孙向晨教授所说"汉语哲学"特点的恰恰多是有西方哲学背景的学者，甚至在国外开讲中国哲学的也多是西哲背景的学者，这让我们回想起百年前观堂先生所言："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哲学辩惑》)，今日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关于"汉语哲学"的提倡也多以西哲背景的学者为主，他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分析，平心而论，更深刻。上海中国哲学界对这些问题如何回应，尚有待观察。

若参照百余年来学界前辈对中国哲学未来性思考，可以看出他们也在遵循开放融通思路，比如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未来》中谈到：在此，我们看出来中国哲学未来的方向：（一）根据传统儒释道三教的文化生命与耶教相摩荡，重新复活"生命的学问"。（二）吸收西方的科学、哲学与民主政治，展开智性的领域。贺麟先生也有着自觉的探寻，他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称：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第九章中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重新回顾前辈们给出的秘笈，可以看出"汉语哲学"略有推进，与一些中国哲学学者相比，甚且认为江怡教授的一些说法更契合冯友兰先生的"接着讲"神髓。前辈学者俞宣孟先生在认真梳理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基础上"接着讲"，尤其是提出"结束依傍，探根寻源"、回到哲学"开端"的持续努力，依然是上海哲学界可贵而清醒的努力方向。

（二）中国哲学史"缺环"如何补上？

如同上面分析，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确实侧重"中国哲学史"层面的研究，即便限定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我们对"中国哲学"领域的把握也略显得偏狭。比如对于清末民初日本学界较早纳入哲学课程的《中国哲学史》内容研究有限，对于其汉译传入中国也缺乏专题研究，更不用讲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以及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的深入研究，近代以来英语世界的《中国哲学史》亦应有更多关注。倘若仅以汉语版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中国哲学界也往往受限于某种语境，对于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关注极为有限，比如至今罗光先生七部九册的《中国哲学思想史》尚未在大陆出版，学界也很少关注。再比如明清之际，利玛窦、艾儒略、高一志等学贯中西的耶稣会士，其中文著作，涉及中西哲学融通的部分，是否可以纳入中国哲学史的领域？我们能否放弃国族、身份、肤色的成见而对中国哲学的丰富性予以深度审视？即便仅限于国内，像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征、夏大常这些对中国哲学典籍谙熟又对西学有深彻融会的"开风气之先者"，理应纳入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而补上明清哲学的历史性"缺环"(Missing Link)。同样对于德国学者门肯所说"利玛窦是欧洲试图重建颓丧之中国哲学的第一人"，亦值得深入研究。

（三）中国哲学如何回应时代课题？

胡军教授常常感慨中国哲学的研究过于注重"史"（一种吃"史"的传统），如今十余年过去，笔者只是延续了此种感慨。由于授业侧重的缘故，笔者对于近现代哲学流变及明清之际的中西哲学会通多有关注，不自觉会对比当前，难免感慨更多。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无论是资讯科技还是交流途径，均非清末民初更非明末清初可比，然而在心灵上，则感觉更加自我封闭。据说，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时代；如今，哲学只是时代的附庸，有些沉迷于历史回声，有些尽力于时代颂扬。对于哲学自身的田园，反而荒芜了。在笔者看来，哲学最为核心的"终极实在""超越性"问题，中国哲学界反而建树有限，倒是部分西哲出身的学者对此洞若观火，痛心疾首。比如学界反响甚大的丁耘教授关于"道体学"研究，西哲专业出身，但是他对中国哲学议题的讨论非一般中哲专业的学者可比，从文体到思想，古典意味更浓，或许是"汉语哲学"之尝试？抑或宋明理学之回光？或许可以借用他评价李泽厚的一个说法——这是一种可贵的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冲动"？问题在于，此种"哲学冲动"是否能够挺立具有位格的"超越性（终极实在）"？倘若无此"超越性（终极实在）"之挺立，哲学研究者便进退失据，甚至自觉站队依附于时代，我常困惑冯友兰为何会主动写信要求"自我改造"。自清末张之洞以来，"哲学"在中国就是有待被"取缔"或被"改造"的对象，区别只是在于是否有辩护空间和是否接受"被改造"。由此衍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学科自身往往自顾不暇，面对伟大时代的复杂议题，中国哲学界往往噤若寒蝉，遑论预警、批判与引领，这是否与本体论层面对"超越性"的空虚化、世俗化、工具化有关呢？

我们坐拥伟大的传统，身处伟大的时代，面对伟大的问题，环绕各种知名学者；但是，总感觉我们缺乏伟大的人。这或许是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之所在……

来源：《思想与文化》第31辑。原题：君莉、张永超：中国哲学“新开展”的多重路径——2019-2021沪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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